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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翻译公司整理:中国翻译界生存状态堪忧

知名翻译家孙仲旭自杀,引发媒体持续关注:

  日前,知名翻译家孙仲旭因抑郁自杀,引发媒体持续哀悼,读者纷纷扼腕。让人不得不关注当下文学翻译家这一群体。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?翻译图书市场为何充斥着大量粗制滥造的译本?我们该如何选购好的译作?

  文\图 记者 吴波

  翻译界痛失优秀译者

  孙仲旭的最后一条微博发于8月4日,内容是他翻译的哈罗德·布罗基《情感教育》一文。作为广州读者,这位业余翻译家带给了我们37种经典译本。

  如今的优秀译者屈指可数,许钧、余中先、孙仲旭、屈畅、范晔、曹元勇算是其中的佼佼者,孙仲旭离开,又少了一位才华出众的译者。由于孙仲旭的突然辞世,他的夫人委托他生前好友负责帮忙处理翻译工作上的后事。

  到底是何种原因要选择放弃这个世界?出版社的编辑们已经不愿再谈及,“也许是工作和生活压力,在这个时候,缅怀他就好了,再去刨根问底孙仲旭因何会得抑郁症为何要离开,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”

  作为孙译本的编辑,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李玉瑶在微博上感到难以置信, “在我们眼中他不会这样选择。他过去总是主动推荐喜欢的作品,是个积极主动的译者,今年在非洲的4个月,他的翻译推进很顺利。他总是说这么多好书,我不翻谁翻?”

  孙仲旭去世的原因,除了让译者这一群体走回大众视野,抑郁症患者也再次受到关注。记者了解到:平日,孙仲旭不仅对翻译工作很小心,工作也很严谨,他因为犯错会懊恼。他在日志中写道,一次,因安排船员换班的工作操了不少心。当时因为一个英语单词而差点误事,虽然后来顺利安排了换班,但他说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。

  中国文学翻译面临窘状

  记者了解到,近年来,中国文学翻译取得了很大发展,但现状也不容乐观,翻译图书市场充斥着大量粗制滥造的译本。目前中国正处于第四次翻译高潮之中,各种外国作品纷至沓来,令人目不暇接。下面的例子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学翻译的窘状。

  由上海翻译家协会和上海译文出版社《外国文艺·译文》联手举办的首届翻译大赛,由于缺乏最好的译文,大赛不仅一等奖空缺,还把二等奖颁给了一位新加坡人!这一结果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。

  评论指出,“导致这样的局面,不能只怪译者水平不高,我们要考虑的还有影响翻译的外部环境。”

  翻译家王干卿的遭遇或许可以说明当下翻译界所面临的尴尬境地。他曾发表声明指出,“据我严格核查对照,市场上众多《爱的教育》译本中,不乏盗用我的译文的"山寨"版本达30多个,有的将我的译文改头换面张冠李戴,有的索性原样剽窃,只改窜译者署名;有些是删节本,有些是"残缺不全"本。这些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我作为译者的合法权益,而且漏误百出。”

  夏丏尊先生1924年版的《爱的教育》是我国最早的译本之一,根据版权法,早已进入公共领域。令人气愤和无法容忍的是个别人就此打起了“死人”的鬼主意,昧着良心赚黑钱了。有的对夏先生的译本稍加改头换面后,便明目张胆地将原译者的名字换上了自己的名字。时过境迁,语言也随之演变,译者当时所用语言确有不少已不符合今天的阅读习惯,读起来较为费劲,特别是译成中文的意大利人名和地名更是晦涩难懂。

  翻译者稿费无法维持生计

  莫言获奖也不能掩盖中国当代文学对外翻译出版的尴尬现实。“中国文学还没有走向世界,但是世界文学却已经走向中国了。”作家刘震云说。据统计,目前作品被译介的中国当代作家有150多位,只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1.3%。中国每年出版的引进版外国当代文学作品数量却十分巨大。在美国的文学市场上,翻译作品所占比例大概只有3%左右,而在3%的份额中,中国当代小说更是微乎其微。如此,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影响能有多大?

  记者了解到,岳远坤是曾获日本野间文艺翻译奖的80后译者,目前他的翻译价格是80~120元/千字,算同行中比较高的对于大多数尚未成名的青年译者来说,文学翻译的价格维持在50~70元/千字之间。

  而一篇名为《勤奋谁来继承》的评论文章中,这样写道,“对孙先生最好的纪念,大概还是让文学翻译界多些少壮实干派,像他那样,不计名利地勤奋起来吧—我也深知,这并不现实。”一种无奈“稿费低得离谱,几乎30年没变化”。

  翻译家赵德明教授指出,在当下的文学翻译界,人才队伍已经是青黄不接的现象,“稿费低得严重不合理,最直接的后果就是,年轻的翻译人才罕有专职从事文学翻译,原因很简单:翻译者不能以此为生。”

  “孙仲旭的离去是某种提醒”

  著名媒体人蔡辉表示,“孙仲旭在世时,只是业余译者,在精神之外,更多的时间在负担着生活之重。”

  孙仲旭翻译出版的很多书,都是漠视市场的那种,因为不妥协,所以反而具有档案价值—把这些书拼起来,是一幅很有趣的精神地图,标志了我们这一代人灵魂生长的方向。

  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是一代人的精神地标,我们之所以感到深深的痛苦,因为我们比那些中年人更真实,我们懒得像他们那样去编造精致的谎言。至于《一九八四》、《动物农场》,则是另外的一层境界。

  有点意外的是,孙仲旭没有翻译过米兰·昆德拉的书。沿着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、《一九八四》,再到卡佛、耶茨,米兰·昆德拉几乎是必然选项,他们犹如思想的链条,环环相扣。粗糙点说,他们是一连串的台阶,可不论我们怎么向上攀登,心中仍有无法超越的惶惑。

  蔡辉表示,毕竟,我们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被塑造出来的人:一边仰望伟大人物,一边批判自己的渺小,所以,活着不仅仅是本能,而是需要一种意义。而寻找活着的意义,也许是这一代人共有的自寻烦恼。其实,我们谁也没找到最终的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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